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建设，增加房源供给”。这是历史上第二次把廉租房建设写入政府的工作报告。在全国廉租房制度推行近十年中，众多低收入者圆了住房梦。

　　然而，据最近笔者调查，廉租住房制度执行的现状并不令人乐观，尤其是退出机制不健全，不仅出现了不少“转租”廉租房的现象，甚至还有将廉租住房作为自己的产权房的。如日前笔者为准备市人大常委会的有关议题审议发言，先后以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的身份两次参加本地廉租住房规划建设工作的调查，专门问询了一些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对象，其中有几户是享受实物配租的。在交谈中，有一位60多岁的老大爷就非常高兴地对笔者说：“政府分配给我住的这套50平方米的廉租房基本不交什么费，连物业费也不用交。这真是感谢共产党、感谢政府了呀!这套房子我死了儿孙还可住呀!真是太好啦!”

　　由此可见，廉租房退出机制不完善，确实已成为推进廉租房制度的一大瓶颈。

　　据悉，从1998年至今，全国有95万户居民通过廉租住房制度改善了居住条件。但因收入增加或条件不符而腾退的人却寥寥无几。退出机制不完善，住房保障就是一个无底洞，一方面政府负担越来越重，一方面不该享受的人不合理地享受了社会资源。

　　让不符合条件的人退出廉租住房，难就难在低收入者的收入变化难以监测，银行不准许查询个人账户，社会收入隐性化，即使查明真相，让他从廉租住房里搬出来也不容易。

　　怎么办?一些地方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把廉租住房建得尽可能远一些、简陋一些，使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对象一旦有办法，就不愿意在生活、交通不便的廉租房住，然后再辅以政府回购。这样一方面可以降低建设成本，把廉租住房建设得更多一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廉租住房的周转。

　　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如笔者在对一些地方廉租住房的规划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些地方不少的廉租住房规划选址由于在离老城区太远的环城高速公路附近的较偏远地区，虽减少了困难群众的房租和改善了他们的居住条件，但却提高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成本。因而笔者在省人大会上建议：老城区或新城区中心地段，以及生活和就业相对方便的地方应有廉租住房的一席之地。

　　再如，笔者在参加省人大代表的视察活动时专门走访了某市的一些典型住房困难户，发现有位居住在市中心地段的姓廖的市民一家五口三代同堂虽仅住了两间共18.6平方米的老房子，却仍不愿意搬到居住条件远远好于旧城区的廉租房去住，其理由很简单，即“廉租房偏远 ，生活成本高，不太方便”，“每月几百元交通费根本付不起”。这位姓廖的市民还说，虽然目前他的居住情况比较差，但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却非常便利。其孩子的小学就紧挨着家，老城区买东西也很方便。此外，笔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除了偏远地区交通、生活不便之外，困难户还担心，万一到时他们的经济条件好转，不想再继续租住离城太远的廉租房了，可又无法承担市区内的高额房价或房租，反而会陷入更尴尬的境地。

　　从上述实例可见，把廉租房建得尽可能远一些、简陋一些，使享受廉租住房保障制度的对象一旦有办法，就不愿意在生活、交通不便的廉租房住，这样虽然有利廉租住房退出机制的实施，但确实又会从另一个方面带来更多的问题。因此，不仅廉租住房的规划建设工作必须按日前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出的《关于加强廉租住房质量管理的通知》精神，“将廉租住房项目尽可能安排在近期重点发展区域、产业集中区域和公共交通便利的区域”，而且还必须尽快完善廉租住房政策的退出机制，使廉租住房政策的完善能够充分体现进退有序的公平性。